在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，全国人大代表李光宇向记者展示了两组数据：2017年双十一期间，某软件拦截骚扰电话18.9亿次，平均每天拦截5901.7万次；另外一家企业发布的《2018年第三季度手机安全报告》指出，第三季度用户标记骚扰电话近1.17亿个，即平均每天标记的骚扰电话高达127万个。李光宇展示的，仅仅只是两款App的报告数字，实际的情况可能还要严重得多。
这些年来，智能手机和移动支付已深深楔入我们的生活，许多人的工作、社交越来越依赖手机，一些人开始发现自己已经不怎么用现金了，拿部手机出门，几乎可以搞掂所有的支付问题。而与此同时，电信网络骚扰、诈骗时有发生，我国每年因信息诈骗造成的损失数以亿计，有单个受害者的损失甚至高达数千万，而损失数据更呈逐年递增趋势，这样的状况令人忧心。
据专业人士透露，目前信息诈骗和信息骚扰技术已“先进”到令人咋舌的地步，一笔诈骗而来的赃款，仅需3次就可转到境外，想要追回比登天还难。而与此同时，一些既得利益集团面对电信网络诈骗和信息骚扰始终态度暧昧，诸如垃圾信息、骚扰电话等等难以禁绝，正与之相关。往小处讲，这些乱象的存在会令公民利益受损，往大处说，移动互联网产业乃至整个宏观经济发展都有可能因此被阻滞。
对于骚扰诈骗电话，各界也在苦苦寻找应对之策。早在2014年5月，在全国百余家媒体的见证下，中国手机反骚扰反欺诈联盟正式成立。联盟由晶报与360手机卫士共同发起，汇聚了全国五十余家最具影响力的主流媒体，联手声讨信息骚扰诈骗。在一百多天的时间里，晶报持续跟进报道手机反骚扰反欺诈，产生了巨大影响。随后，深圳开始开展声势浩大的“打击信息诈骗和反信息骚扰”专项行动，相关措施陆续有来，有力打击了电信网络领域的诈骗和骚扰。
但即便如此，骚扰诈骗电话依然猖獗，全国人大代表的忧虑，正与严峻的现实紧密相关。治理乱象须用重典。在新加坡，个人信息保护署可以对拨打骚扰电话等违法行为施以不超过100万新元（约合人民币514万元）的处罚，发一条垃圾短信，有可能面临最高1万新元的罚款。而在我国，包括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》等法规对骚扰电话等有所提及，但威慑力度明显不足。而从执法层面来看，对于骚扰诈骗电话的治理也存在“多龙治水”的情况，相关部门之间缺少联动机制，也难以形成合力。
近日，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《深圳经济特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（修订草案）》要求，金融、电信、物流、寄递、物业管理、房屋中介等企业应建立客户信息保密管理制度，不得泄露客户的个人信息。在移动互联网时代，对于骚扰诈骗电话的治理事关公共安全，公众希望能有一个更全面、立体、系统的整治措施出台，让骚扰诈骗电话逐步远离我们的生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