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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40︱他们与特区“湘遇湘知”!湖南籍特区同龄人的闯深故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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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40︱他们与特区“湘遇湘知”!湖南籍特区同龄人的闯深故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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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工智能朗读:

在深圳1000多万的常住人口中,有数百万(有一说法是350万)湖南人,他们遍布深圳各行各业。这次深圳报业集团晶报社推出大型专题策划“我们40”全球寻人活动后,引来许多出生于1980年的湖南籍特区同龄人报名。湖南籍是除广东籍之外报名参加活动最多的。

在深圳1000多万的常住人口中,有数百万(有一说法是350万)湖南人,他们遍布深圳各行各业。这次深圳报业集团晶报社推出大型专题策划“我们40”全球寻人活动后,引来许多出生于1980年的湖南籍特区同龄人报名。湖南籍是除广东籍之外报名参加活动最多的。

日前,记者采访了几位报名的湖南籍特区同龄人,倾听他们的深圳故事。他们前来深圳的时间、方式和从事的职业均不相同。可是,不管是哪种方式,他们都已经在深圳工作生活了至少十年,对深圳充满感情。他们身上,充分体现了“来了就是深圳人”的特质。

谭肇国(右)和罗艺接受晶报采访

2000年底,谭肇国前来深圳找工作

谈与深圳结缘:被深圳的环境和人文吸引

“2000年底,我大学毕业前夕,从甘肃兰州乘坐36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前来深圳,那是我第一次来这里。当时,我前来是为了参加深圳举办的一年一度面向全国应届高校毕业生的‘双选会’,也就是过来找工作。”来自湖南衡阳的谭肇国回忆说,当时“双选会”在位于福田中心区的老高交会馆举行,他在会场向深圳雅昌文化集团(以下简称雅昌)投了简历。

过了一段时间后,雅昌通知他前去面试,随后他被录用了,但需待大学正式毕业后才入职。2001年夏天,谭肇国正式入职雅昌,一开始从事的是设计工作。“不久之后,公司帮我把户口也迁到深圳来了。接着,因为要结婚,所以我东借西凑把房也买了。我老婆是大学时认识的,因为我选择来深圳发展,所以她随后也过来了。”谭肇国表示,感觉自己非常幸运,是深圳这几十年发展的受益人,“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,干过种田、放牛等农活,那时候可没想到有一天会在深圳这样的大都市扎根下来。”

与谭肇国相比,来自湖南娄底新化县的罗艺的“来深之路”则要坎坷得多:“我2003年大学毕业后,在安徽蚌埠一家二本院校担任辅导员,是有编制的。本来按照正常的发展轨迹,我将会在那里继续待下去,很可能会这样过一辈子。可是,当时我有个同学在深圳发展得还不错,老是叫我过来。年轻人嘛,当然很想到大的地方闯荡。因此,当时我被说动了。”

于是,2005年暑假,罗艺独自乘坐火车南下,那是他第一次前来深圳。他告诉记者,那时借住在南头的同学家,每天上午跑到宝安北路的人才大市场投简历,下午则到深圳书城看书。“那次,我在深圳待了一两个月,可惜最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,于是又‘灰溜溜地’回蚌埠工作了。”

不过,罗艺并没有死心。他告诉记者,尽管这趟深圳之行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,但是他对深圳干净整洁的市容市貌和市民的高素质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当时,他就下定决心:“一定要找机会再闯深圳。”随后几年,罗艺一边工作一边复习,终于在2008年被深圳大学录取,成为特区的一名在读研究生。

“我是湖南郴州人。大学毕业后,回老家一个区建设局工作了两三年。2005年春夏的时候,我一位在深圳工作的大学同学邀请我来深圳游玩。当时,我们在福田中心城一带逛了一圈,深圳一下子就深深地吸引了我。”在前海投控工作的何素芬告诉记者,那次回去几个月之后,她就辞去了老家的工作,前来深圳和几个同学一起开公司,“我是研究生学历,考取了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等证书。当时,深圳房地产才刚开始‘起飞’,很需要我这个专业的人,所以我们公司发展得还不错。”

跟他们不一样的是,来自湖南长沙的杨琴11岁就随父亲前来深圳,从小在这里长大。“我父亲于上世纪90年代初,辞去长沙事业单位的工作,前来深圳闯荡,进了当时比较有名的中华自行车厂。1991年暑假的时候,我和妈妈过来探望他。结果,父亲让我们干脆就别回去了,直接给我办了转学。”

罗艺接受晶报采访

罗艺在中英街

谈在深圳成长:成长过程中饱受磨练

尽管已经离开雅昌多年,但是每当谈起雅昌时,谭肇国还是非常自豪地说“我们雅昌”。他告诉记者,当时投完简历,需要等待对方通知求职人员去面试。在等待的过程中,他每天继续从龙岗区前往人才大市场找工作。

“印象最深的是,有一天我去找工作,当天下午要回龙岗的时候,突然发现身上的钱不够坐公交车回去了。于是,我就在路上找陌生人,想向他们借钱坐车。可是,最终我没有借到车费,只好打电话让同学从龙岗送钱过来。”谭肇国回忆说。

谭肇国告诉记者,他入职雅昌后经历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北京申奥成功,“2001年7月13日晚,当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宣布北京胜出时,整个中国都沸腾了,我们雅昌人更是激动万分。”原来,当时北京申奥的报告书就是雅昌制作的,当晚他们公司所有人员都紧盯电视屏幕,期待远方传来北京胜出的好消息。

入职几个月后,谭肇国偶然被雅昌内刊的负责人发现有些文字功底,所以被调过去在内刊编辑部帮忙。不久,他就成为雅昌内刊的主编。“在雅昌内刊数年,我学到了许多东西,这为我以后的成长提供了很大的帮助。”谭肇国说。

此后,谭肇国又经历了从雅昌辞职出来创业,然后再回到雅昌工作,最后在雅昌“几进几出”。他告诉记者,这其中经历了不少风雨,“不过,我觉得这对于深圳人来说,并没什么出奇的,这是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历的磨练。我2011年再次从雅昌出来之后,很快就再次自己创业了,主要是从事企业的品牌策划工作,现在也快10年了。”

2011年,罗艺从深圳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,选择留在深圳工作。“我学的是行政管理专业,毕业后主要是在几个大的保险公司办公室从事行政工作。”他告诉记者,在深圳读书期间,在帮导师做课题的时候,他几乎走遍了深圳各个区(新区),对深圳也有了更深的了解。

回顾在深圳的这15年,何素芬说,她后来没再开公司,进入了政府机构,从事与拆迁、城市更新相关的工作。“2007年下半年开始,因为国家调控政策,房价下调,所以我们公司的业务不太好做了。于是,2008年下半年,我就应聘到位于龙岗区平湖的深圳金融基地拆迁办工作。我在那里学到了不少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。后来,那个单位被称为深圳旧城改造的‘黄埔军校’,出了许多这方面的人才。”

2013年,何素芬又跳槽去了一家外企,负责做投资分析工作。“2014年底,我偶然了解到前海管理局公开招聘,就前去应聘。我于2015年初成功入职前海投控,一开始负责土地整备工作,现在则负责对外投资工作。我到前海工作之后,前海蛇口自贸区就正式挂牌。今年刚好是前海合作区成立10周年,又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,而我又恰好出生于1980年,以及在前海工作5周年,所以感觉自己跟深圳真是挺有缘的。”

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初刚来深圳的情景,杨琴称自己当时比较独立。“其实也是没办法的事。因为我父母当时都要上班,所以我中午放学之后都是自己回家做饭吃。”她告诉记者,那时候她家住在罗湖布心,小学上的是布心小学,初中高中则在翠园中学,“中学离家里有点距离,要自己骑单车去”。

“从小学开始,初中、高中、大学和就业,除了曾出国几年读研之外,近20年来,我基本上都待在深圳。”杨琴告诉记者,她现在在沃尔玛深圳总部工作,主要负责企业文化建设和人力资源方面的工作,“当年,我父亲来深圳是在外资企业上班,现在我也是在外资企业上班。”

何素芬接受晶报采访

2020年,何素芬战斗在疫情防控一线

谈深圳的巨变:去过许多地方,还是觉得深圳最适合自己

“当时,我对深圳和东莞之间的距离不太了解,所以买的火车票是从蚌埠坐到东莞常平站的。出了站之后,我一问才知道离深圳还挺远的。幸好有位同车的朋友,有人开车接他回深圳,于是坐了他们的顺风车到彩田村下车,然后再联系同学。”罗艺回忆起自己第一次来深圳的狼狈情景,不禁笑了起来。他告诉记者,初来深圳的时候,原二线关外相对比较落后,随着近些年深圳政府持续加大投入,现在已经发展起来了。

而在杨琴的记忆中,小时候她和家人都很少去“关外”,大多是在自己家所在的罗湖范围内活动。“那时候,上海宾馆再往西就属‘偏远’地带了,南山更是‘荒凉’,从罗湖去一趟要一两个小时。现在深圳的交通和基础设施就好多了,高速(快速)公路和地铁都已经连成网,无论是去市内哪个地方都方便。”

“记得我刚来那阵子,深圳的治安状况不太好。我那时候住在梅林关附近,有一次,刚买的手机自己还没怎么用就被抢了。现在呢,治安早已不成问题了,走在哪里都很安全。”说起深圳这近20年的变化,谭肇国满是感慨。

何素芬认为,在这过去的15年间,自己亲眼目睹了深圳在一步一步变好:“其实,我2005年刚来深圳的时候,就觉得深圳的城市面貌、市民素质等要比内地好。当时,我和同学去内地许多城市‘考察’过,最终还是选择前来深圳发展。”可喜的是,深圳这些年仍然在快速发展,持续变好,“我去过世界上许多地方,发现还是深圳最好,最适合自己工作生活。”

杨琴接受晶报采访

1996年,杨琴的深圳身份证

谈深圳与湖南:深圳是“第二故乡”

“在深圳这么多年,我一点也没觉得是在异乡,并没有那种感觉。”何素芬告诉记者,她早已自认是“深圳人”,对这里非常有归属感,“我们在日常工作生活中,并没有刻意去了解别人是哪里人,都是一样对待。‘来了就是深圳人’嘛,我们都是深圳人。”

对此,杨琴、谭肇国和罗艺也有同感。罗艺说:“我感觉深圳到处都是湖南人。在深圳各个角落,各行各业,都有湖南人的身影。走在深圳街头,随处可以见到湘菜馆。对于在深圳的湖南人来说,这里早已是自己的‘第二故乡’。”

谭肇国说:“我现在40岁,其中在深圳已经待了约20年。因为十几岁就到甘肃兰州读书,所以在深圳待的时间比在湖南老家还长。”

“我们家每年春节都要回长沙过。以前坐火车,慢的话要十几个小时,现在坐高铁则只需要两三个小时,非常方便快捷。我们有些同事,甚至还专门周六日跑到长沙去吃‘网红小吃’,然后当天又回深圳。”杨琴说。

对于湖南人跟深圳的关系,罗艺认为:“一方面,湖南人是建设深圳经济特区的重要力量之一,为特区的发展壮大作出了不小的贡献;另一方面,深圳的发展也反哺湖南,带动了湖南各地的发展,改变了许多湖南人的命运。”他告诉记者,这些年,许多在深圳发展的湖南人回老家去做公益,包括捐钱助学、建桥、修路和投资项目等,“改变了家乡的面貌”。

谈深圳的未来:希望深圳越来越好

“我现在主要是做对外投资方面的工作,走了许多地方,感受很深。我觉得,深圳许多方面确实走在全国前列,社会经济发展是领先的,政府高效也是有目共睹的。”何素芬表示,希望深圳未来能够一方面继续保持好现有的优势,另一方面则在教育、医疗等方面夯实基础,从而变得更加宜居宜业,吸引海内外更多优秀人才前来深圳发展。

对此,杨琴深有同感:“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,可以说是‘上有老下有小’,所以特别关注教育和医疗问题,相信这也是许多深圳市民非常关心的焦点话题。”她表示,上世纪90年代初自己刚来深圳时,感觉深圳的教育水平很先进,“那时候,内地要上初中才开始学习英语,而深圳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学了。因此,为了跟上学业,我本来在长沙要上六年级的,来到深圳后又重读了一年五年级。”杨琴认为,只有把教育、医疗这些最基本的需求解决好,深圳市民才不会有后顾之忧,可以更安心地工作,全力打拼,共同建设深圳。

“作为特区同龄人,我们希望深圳越来越好!”谭肇国和罗艺都表示,对深圳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,“待我们50岁、60岁的时候,也就是经济特区建立50周年、60周年的时候,希望那时候的深圳更加美好。”

[见圳客户端、深圳新闻网编辑:刘诗瑾]